和黄佩信掌管佳艺的时间节点相近，他此后的上级领导董放也在90年代由建委党组织下文任命。根据任命文件，出生于1951年的董放成为静安建设总公司的总经理，法人代表。

　　这时候，他们正处于之后十数年建筑领域格局变化的起点。

　　静安区建委在1996年为下属一家建设工程公司向区政府呈文称，“我区旧区改造的全面拉开，今后将有更多的住宅将开工”，但由于静安区域范围施工的建筑企业绝大部分以市属企业为主，其建筑税收均交在市财政，即使以区为主体的投资项目也是如此。

　　这家建委直属的建设公司由此更名为“上海静安区建设总公司”(以下简称“静安建总”)，注册资金5000万元。在其改制的关键文件中清晰写明，静安建总的使命就是承担大量静安区内建设项目的总承包，并在承包之后让税收实现属地化——文件允许静安建总的承包开始可以是名义上的，只是向其他分包企业收取管理费，并代交营业税。

　　这个“允许名义上总承包”的口子一经撕开，静安建总成为这个利益金字塔顶端的格局便慢慢成型。

　　建总以国家建设部审核批准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承包政府项目，再分包给其名下原有的上海佳艺等公司。而上海佳艺也并非实际施工方，它的国资身份让其同样扮演着静安建总一样的“二传手”角色，而真正实施施工的，则是承接佳艺转包任务的一群民资身份的寄生者。

　　事实上，体制也在此时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。

　　根据2000 年11月的《中国房地产报》，全国建筑行业在那个时间点推行市场准入和清除制度，大部分企业将退出国有。国家鼓励企业通过强强联合，构建一批总承包类企业;对专业承包类和劳务分包类企业，主要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，使绝大多数企业退出国有，实行民营。

　　这个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上述市场格局形成的合理性。在这个大潮中，出现了大量基建领域的巨无霸国企，拥有了建筑行业最齐全的牌照。与此同时，在小型国企改制之后，大量民资的装修企业，甚至马路装修队也涌入这个劳动力密集的行业。在此后基建跃进的年代里，这样的组合使得各种分包、转包，甚至层层转包成为行业惯例。

　　没有监控的利益，总会贪婪地延伸。除了恰在变局之时执掌静安建总外，董放在1992年还出任了上海申城房地产开发实业总公司的法人代表，该公司亦系国企，注册资金4500万元，公司住所与静安建总同处于静安区陕西北路462号。

　　3、 三级寄生者样本：他们如何向政府项目靠拢

　　上海佳艺深藏在一条路边胡同中，公司租用的一幢红转砌成的两层洋房属于一间退休学校。

　　从1997年至今，上海佳艺一直在这个不起眼的地点办公。

　　上海佳艺起步注册资金24万元，为上海市静安区住宅建筑工程公司(即后来的静安区建设总公司)全额拨付。起步之初，上海佳艺曾与上海佳丽装潢分别承接中百九店、平安电影院、建设银行等大型装潢工程，后在1991年正式更名为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。

　　近年上海佳艺业务增长迅猛，黄佩信已经借着基建大潮找到了自己“二传手”的生存之道，形成了许多下游“合作企业”。

　　佳艺真正的资金大扩充发生在1995年。当年，佳艺接受原股东347.9万元的注资，使得最早的24万元注册资本上升到了500万元。

　　静安区政府网站上显示，2007年6月到2010年9月间，上海佳艺在招投标中一举揽下静安区内60余项政府机构改建工程，其中仅与教育相关的项目就多达29个。在事发之前两个月，2010年9月，上海佳艺还获得了一个名为“动迁办大楼装修工程”的政府招标工程，价格197.68万元。

　　仅有数十员工的佳艺显然很难同时完成如此多的项目。以本次失火的“教师公寓建筑节能改造工程”为例，本报记者获得了一份静安建总和上海佳艺之间的合同显示，这个项目的发包方是静安建总，分包方是上海佳艺，合同金额为1200万元(暂估)，恰好是这家拥有二级建筑资质的企业承包的项目金额上限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上海佳艺屡屡在静安区斩获项目的同时，其施工资质和质量一再被上海市层面勒令整改--2006年，上海佳艺被列入"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但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建筑企业名单"，被通报要求整改并被扣除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;2008年，该公司又在上海城乡建交委公布未按规定开展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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